公元263年，曹魏邓艾率军冒险而进，偷渡阴平，攻克江油，大破诸葛瞻，兵临成都城下。蜀汉后主急忙召集群臣会议，商讨对策，然而众臣商议许久，形成两大意见。一是，吴蜀联盟，东投孙吴;二是，南走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守难攻，也许可以置死地而后生。两种意见不能够统一，朝堂之上争争吵吵，刘禅更是拿不定主意。就在这时，谯周站住来，提出了降魏之计，他认为，魏吴两国，实力相差悬殊，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已成定局。投奔吴国是称臣，投降魏国，也是称臣，与其向小国称臣，不如向大国称臣，以免受再辱之耻;而南奔南中七郡也不可行，大敌逼近，人心离散，恐怕无人愿意南行，此战魏人此行誓在灭蜀，陷落成都也不会放弃南下追击的机会，况且南中诸夷，平时犹不安定，如果据守此地，增征贡赋，也就会激起他们的反叛，所以，乘没有势衰力竭的时候投降魏国，可以得到优待。谯周此言正中后主刘禅下怀，听从了谯周的意见而降了魏。但是后世许多的名士对谯周降魏给予了指责，以东晋史学家孙盛最为激烈，他认为如果不是谯周劝刘禅降魏，蜀汉是不会亡国的。那到底谯周是不是误国呢?

觉得谯周误国的人认为根据蜀汉的实力，仍有一战的资本，胜则救蜀汉于危难之间，败也不能将蜀汉拱手相让，誓死与成都城共存亡。其实，从蜀汉高层来说，此战如果胜利则扭转了蜀汉的危局，功在社稷而在中国战争史也必当永垂不朽，而自己也可以赢得身前身后名，然而对于蜀汉的百姓来说，从诸葛亮焦点娱乐注册六出祁山到姜维九出祁山已经耗尽蜀汉的国力，朝廷腐败，刘禅昏暗，降魏也是顺应民心。《三国志》中记载，公元261年，薛珝受吴主孙休之命赴蜀，回国介绍蜀国情况，“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有菜色。”，可以看出蜀汉政权已命不久矣，而就在263年邓艾、钟会伐蜀，蜀汉灭亡。由此观之，谯周之谏也是迎合了蜀民民心，蜀汉连连征战，蜀民根本无法承担如此沉重的兵役，所以孙盛只是从表面来分析蜀汉的兵力情况，而且即使一战，也不一定能够战胜，“民有菜色”，说明蜀兵的战斗力没有魏兵的战斗力强。如果讲到谯周让刘禅投降魏国就让谯周背负了误国的骂名，那曹操南征的时候，孙权重臣张昭也曾根据形势而劝孙权降曹，虽然之后，孙权就没有怎么重要张昭了，但是张昭还是很受孙权的尊重的，虽然张昭之谏算不得高明，但是当时孙吴的君臣是上下齐心的，江东局势是稳定的，而蜀汉后期根本都没有赤壁之战时江东的力量与曹魏抗衡了，谯周之谏也是无奈之举，说其误国过分夸大了谯周在蜀汉灭亡过程中的作用。如果以现在的观点，谯周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为民族英雄都不为过，为什么要背负误国的千年骂名呢?如果说谯周误国，那么司马炎代魏建晋时手下的所有魏臣都是误国，荀彧作为曹操重要谋臣，原本跟从袁绍，且后世都认为荀彧是忠于汉室才被曹操所杀，那么荀彧助曹操是不是也算误国呢?如果说蜀汉最后一战能够稳住蜀汉的局势的话，谯周也最多是分析形势能力不足，误国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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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根据形势蜀汉灭亡的可能性非常大，首先，上文已分析到蜀汉不得民心，蜀地的民众已对蜀汉朝焦点娱乐注册廷不抱好感了，很多人以为是谯周等益州本土士族“妖言惑众”，其实是因为蜀汉国疲民乏造成的，诸葛亮是明白蜀汉的内部矛盾的，所以才有多次出祁山，转移国内矛盾嘛!其次，很多人认为姜维回师援成都，南中部队也可以北上进京勤王，邓艾从下江油到破诸葛瞻，到兵临成都，按说不是几天时间就可以搞定的，即使江油守将投降是用不了多少时间，但至少破诸葛瞻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为什么姜维没有回师援成都?说明姜维在剑阁根本就脱不开身，钟会攻击剑阁的声势太紧，剑阁的兵力也太吃紧，不然怎么会没有援兵回师成都，而南中是远夷之地，地形险阻，军队是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援救成都，如此以来，紧靠成都城中之兵根本无法抵御邓艾。如果蜀汉真能够稳住的话，真的深得民心的话，怎么会从邓艾、钟会伐蜀，几个月时间就兵临成都城下?

蜀汉灭亡最根本的原因是内忧外患，并不是因为谯周的劝谏，如果真要说误国的话，个人认为诸葛亮和姜维误国的层次更重一些，笔者不是不尊重诸葛与姜维，毕竟诸葛与姜维忠心为国的事迹世人皆知，然而其六伐九出耗尽蜀汉的国力，误国之嫌非常大。很多人认为，蜀汉的地域狭小，不六伐九出怎么能够扩大蜀汉的土地呢?俗话说：“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我们不妨将这个“人”讲成是民心如何?即使蜀汉地小民乏，但是只要蜀汉君臣民同心同德又怎么会被曹魏所灭呢?东吴抗曹，曹操强大，孙吴弱小，也没有把孙氏焦点娱乐注册灭掉嘛。当然笔者的意思不是偏安一隅，魏国是要伐的，但并不是如此频繁的伐，而是修内政，明得失，后待机而动，世人岂不知弱秦统一天下六国之故事，由此观之，诸葛、姜维穷兵黩武之误显而易见了，但是对于个人认为姜维和诸葛也尽人事尽臣职，只是不推崇其穷兵黩武的策略而已。很多认为谯周之谏违背儒家忠君爱国的思想，其实不然，谯周是忠君爱国的。

《三国志》记载，“时后主颇出游观，增广声乐。周上疏谏，徙为中散大夫，犹侍太子。于时军旅数出，百姓雕瘁，周与尚书令陈祗论其利害，退而书之，谓之仇国论。”，大意是说刘禅经常外出游逛，并增造后宫，广设伎乐，沉湎于酒色之中，不理朝政，谯周劝谏不听，被降为中散大夫的虚职，后来姜维数出祁山，谯周与陈祗辩论，说穷兵黩武之利害关系，谓之仇国论。谯周对刘禅的荒唐行径，竭力劝谏，以新莽末年的历史为例，阐明政权得失与民心有关系极大;姜维不顾蜀汉国力，一心伐魏，加上蜀汉政治腐败，把百姓搞得疲弊凋瘁，怨声载道，谯周就写了《仇国论》，提出治国之根本在于养民恤众，这些都体现了谯周忠君爱国的思想。有人认为谯周一言就将蜀汉拱手让与了曹魏，就是不忠君爱国了，首先，忠于刘禅就是忠君，国是由君和民组成，谯周劝刘禅降魏，未让刘禅受到侮辱，且《三国志·谯周传》中记载，“方今东吴未宾，事势不得不受，(受之)之后，不得不礼。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如此观之，谯周并非不忠，即使是南中督霍弋闻刘禅降魏，其下诸将均劝其尽快降魏，而霍却说：“今道路隔塞，未详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与魏和，见遇以礼，则保境而降，不晚也。若万一危辱，吾将以死拒之，何论迟速邪!”等到后主东迁洛阳之后，方率领六郡太守投降。焦点娱乐注册

所以，古代忠君爱国的思想，讲是主辱臣死，而并非是非得一心一意跟从某位主公，如果主公投降了，而你却只听从原来的主公，那现在的主公完全有理由相信，原来的主公是在结党，那原来的主公会死得更快;而从爱国来看，谯周让成都之民未受战火的侵袭，功在千秋，也顺应了蜀民之心，且晋武帝代魏后，谯周几次被加官，历任骑都尉、散骑常侍等职务，这些职务都是一些虚职而已，谯周并非享尽富贵，而是一心教书授徒。而那些认为谯周误国，把蜀汉拱手送给曹魏的人，并不是真正的为蜀汉抱不平，而是心中充满权利的欲望，为的是一己之私。从谯周自身而言，即使谯周不劝谏刘禅，成都城破之时而降魏，于谯周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恰恰相反，刘禅得到的实惠是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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