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泊劫富不济贫！一百单八将起码有四五十人不是好汉！梁山泊不能代表农民起义！还有，宋江受招安，有功无罪！知名学者、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周思源近来新解《水浒传》，对《水浒传》的许多“定论”做了颠覆性重新诠释，在学界引起争议。

周思源告诉读书报，他在研究《红楼梦》的同时，必须熟悉四大名著的其他三部作品，而且对整个明清小说、中国古代史都得有所了解，这样情况下，他新近重读水浒，读出不少新感受来。

劫富不济贫，内部分配不均。一直以来，梁山好汉被认为是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英雄好汉，但是，周思源要问一句：“劫富济贫了吗？”周思源称，晁盖、吴用等八人智取生辰纲，生辰纲本是不义之财，是可以取，但最后晁盖、吴用等把这些不义之财瓜分了，也就是说，这个不义之财从一些掠夺者手中转移到了另一些掠夺者手中，主人改变了，不义之财的性质并没有得到改变。但过去大家显然没有重视“生辰纲的下落”。而且，这种劫富不济贫的现象绝不是个别现象。晁盖上山后马上有一次抢劫，派了几百人下山，抢了20多车财物，一半留在仓库里，另一半中的二分之一给当时山上十一位头领平分，其他二分之一给七八百小喽啰平分，则头领所得是喽啰们的70倍。“也就是说，不但劫富没有济贫，就连梁山内部，也存在分配严重不均的现象。”周思源强调。

“逼上梁山”不是农民起义。过去，在我们的印象中，一说“逼上梁山”，就是指被腐败官府、黑暗势力迫害，实际上真正属于这类的只是个别案例，以林冲为代表，零头都不到，最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同情。周思源分析了其他三种“逼上梁山”的情形，由于自己犯了事，无法存身，被迫上梁山的，以晁盖、吴用等人为代表；第二种是所谓义气感召上梁山，这是最多最复杂的；第三种则是最恶劣的，被“逼上梁山”。周思源同时指出，晁盖、卢俊义、宋江、吴用等并不是农民阶级，只不过犯了事，被迫入伙，不能代表农民，也不是聚义。

宋江受招安，有功无罪。一直以来，水浒学界认为，宋江接受招安，是投降主义，而宋江毒死李逵，更是施耐庵、罗贯中写《水浒》的一大败笔。但周思源提出，自己新解“水浒”最大的颠覆是宋江受招安，有功无罪。宋江为什么必须受招安呢？其实历史上的宋江是投降的，但这显然不符合群众对英雄好汉的想像，于是写宋江受招安，一点都没有委屈宋江。至于宋江为什么要毒死李逵，这个一直被古代小说研究者认为是败笔的细节，在周思源看来，是必然。“李逵封官在润州，即江苏镇江，是大运河和长江交汇的地方，自古就是交通要道，李逵还有手下3000兵马，如果李逵不死，金兵入侵，则李肯定要保卫京师，那就不会出现皇上被俘了。而且徽宗在金兵第一次入侵时害怕了，把皇位传给儿子，跑到润州，如果李逵不死，当时是直接拿板斧把这个混账皇帝给劈了，还是直接又起义了？”所以，“李逵非死不可”。当然，周思源承认，虽然《水浒传》在思想内容方面存在诸多缺陷，但仍然是一部无可否认的伟大的艺术巨著。

周思源对《水浒传》的颠覆性“新解”，在学界引起争议，诸多知名学者认为，周思源的所谓“新解”其实有失偏颇，不少观点还有待商榷。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刘世德认为，农民起义的队伍向来龙蛇混杂，梁山泊108将算不算好汉要从总体上看，在封建社会里，梁山泊毕竟是反抗官府，反抗以贪官污吏、恶霸地主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在一个对抗性的矛盾中，要看梁山泊好汉主要代表什么阶层的利益，“劫富就足以说明他们斗争的倾向性，斗争的性质了”。

至于“逼上梁山”是不是农民起义，刘世德认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逼上梁山”是否属于农民起义的性质，他的个人看法是，这要放在封建社会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观察。《水浒》客观上反映的还是农民起义的事实。具体到参加这个队伍的一些头领，头领里边的一些领袖是否农民出身，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向来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袖，不一定就是无产阶级出身的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一开始往往是由一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职业革命家来领导的。把这个观点运用到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上，我以为也是适合的。”他表示，不能够认为参加农民起义队伍的人全部是或者纯粹是农民。至于谁算不算好汉，那要把他上山以前和上山以后的行动区别开来。这实际上牵涉到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的看法和评价。看问题，要着重看主流，看主导的倾向。其实，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队伍并不是那么的完美，那么的纯粹，而是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把他们拔高，恐怕不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石昌渝表示了同样的看法。他表示，要查梁山108好汉的出身成分，确实一部分就是强盗，但小说描写的主要人物并不是他们，而是鲁智深、林冲、吴用、宋江这些人，通过他们的经历，表现“逼上梁山”的历史真实。“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运动，其成分都是鱼龙混杂，判断这个运动的性质，不能仅仅依据其队伍成员的成分，而主要应该看这个运动的纲领以及纲领的实践。”石昌渝强调，不能因为这108将的出身如何，就给整个梁山定性。